據說,這個笑話曾排名世界第一

大 傢 都 要 活 下 去

在一個有眾多名流出席的晚會上,鬢發斑白的巴基斯坦影壇老將”雷利”拄著枴杖,蹣跚地走上臺來就座。

主持人開口問道:

您還經常去看醫生?

是的,常去看。

為什麼?

因為病人必須常去看醫生,醫生才能活下去。

臺下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人們為老人的樂觀精神和機智語言喝彩。

主持人接著問:

您常請教醫院的藥師有關藥物的服用方法嗎?

是的,我常請教藥師,有關藥物的服用方法,因為藥師也得賺錢活下去。

臺下又是一陣掌聲。

您常吃藥嗎?

不,我常把藥扔掉。因為我也要活下去。

臺下更是哄堂大笑。

主持人最後說:

謝謝您接受我的訪問!

別客氣,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

臺下繼續哄堂大笑。

這個笑話據說曾排世界第一, 值得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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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筆記(上):黃土坡上的教育

年終報道·回西海固|支教筆記(上):黃土坡上的教育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孫毓斐

2017-12-30 11:58 來源:澎湃新聞

年終報道·回西海固

【編者按】

從1999年起,復旦大學每年派出兩名支教隊員去到寧夏西海固地區的王民中學支教,他們被稱為“王民兄弟”。歷史系的孫毓斐和法律系的張弘是第十八對“王民兄弟”。2016年9月,兩人開始瞭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在此期間,黃土坡上的教育現狀深深觸動他們,返回上海後,他們寫下這一年來對鄉村教育的觀察,對支教與扶貧的思考。澎湃新聞現分上下兩篇刊發。

從西安古城北上,伴隨著列車的轟鳴聲,漸漸遠離“金城千裡”的關中平原和“綠色明珠”六盤山麓,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枯黃幹裂的丘陵溝壑。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西海固王民鄉,盡管有濫泥河環繞群山,但 “幹旱”仍是它的代名詞。

2016年9月,我來到這裡的中學做支教老師,為期一年。

西吉縣王民鄉中心小學。

錯位的教育現狀

從縣城搭本地老師的汽車,走瞭一個多小時的盤山路,恰好趕上學生們報到。校門口“堆”瞭七輛農用拖拉機和數十輛摩托車,大都綁著鋪蓋卷。

2015年,王民鄉整合全鄉資源設立九年一貫制學校,分村小、中心小學和中學部,服務全鄉12個行政村和鄰鄉部分村的一千多名學生。

王民中學最初隻有200左右學生,2016年報到的卻有475人。部分由於六年級劃入中學部,也與近年來國傢對鄉村義務教育實施的好政策有關。學雜費、書本費、食宿費等全免,讓不少打工外遷的傢庭重新把孩子送回來。

校舍卻因此嚴重不足。盡管學校騰挪出一切資源改善學生住宿條件,但畢竟沒有資金進行大規模重建。每張上下床的床板上都要擠至少兩名學生,普通的一間小宿舍要擠十多人,大一些的就要住一個年級的全部男生。

我負責八年級的全部語文和歷史課。嚴重缺乏校舍和師資,我們隻能在“不符合規定”的超大班額班級裡上課,兩個班學生140餘名。

第一堂語文課,學生們對我這位外來老師充滿瞭好奇,課堂氣氛與互動都出乎所料。但第一次檢查練習冊作業,70人的班級隻有7名學生按時按量完成,我這才發現,大山裡的孩子與山外世界相差的不隻是幾十公裡的盤山公路。

大部分學生缺乏有效的學習習慣,比如課前預習、課堂上及時記筆記;閱讀理解能力滯後,看不懂課文,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作業都是互相抄襲,因為最基礎的課後問答題對他們也猶如天書;還有十多名讀瞭八年書的學生,還停留在隻會寫字,甚至還不會寫字的水平。

第一次批改學生作文,隻有不到10%的學生可以做到語句通順,無明顯語病和較多錯別字。至於作文內容,由於缺乏必要的經歷和閱讀訓練,學生們寫人物隻會寫“爸爸”“媽媽”,寫事件也隻有“種地很累”和“吃到肉很開心”可講……

各科的情形都差不多。政、史、地、生等課程,學生更不重視,很多生活常識幾乎為零。歷史課上,很多學生甚至不知道新中國成立的年份。地理課上講過的一些基本的省份、省會城市,大部分學生而言也沒有任何概念——這裡的孩子隻知道每年“十·一”會放國慶假期幫父母去地裡挖“洋芋”,也隻聽過同村人去瞭銀川或是蘭州打工。

但大部分學生是“茫然”和“無所謂”的,他們不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更不會思考教育於未來之意義。很多學生坦言來學校主要是為瞭和同學們玩樂和吃飯。有一次,校長向我們打趣說,這裡的孩子讀小學像是幼兒園,讀中學像是在小學。

我曾問過許多學生他們是否想走出這片大山,得到的答案基本都是“當然啊”。但是當我進一步問他們如何走出去時,得到最多的答案是“出去打工”,還有就是出去“念經當阿訇”,隻有少數學生認同“好好讀書、考上大學”這條我們早已看似理所當然的道路。

嚴重錯位的受教育表現,令我們這些外來的支教老師十分著急,我們願意傾盡所有時間,希望可以讓學生們迎頭趕上。但固有的社會觀念和本地文化總是具有一種強大的慣性,使一切按照既定的軌道前行。

王民中學五年級的學生馬未軍(化名)蹲在自傢門口。

他們為什麼輟學?

開學初,兩個班共有學生140人。期中考試後,有三四個男生結伴瞞著父母和學校到銀川打工,被父母找瞭回來。又過瞭幾天,一個叫王有勝的男孩偷瞭傢裡300多元出走,因為錢花光滯留在車站,被警察發現送回。

還有七年級的兩個男生借上廁所為由翻墻逃跑,學校派老師四處尋找並緊急聯系傢長。但據說這已經是他們第六次逃跑,傢長很是淡定。最後他們因為沒錢在鎮上的小賣部偷竊被,被店傢抓住報警,才送瞭回來。

諸如此類的事隔三差五便會上演。我的學生們說,六、七年級的時候,兩個班有150多學生,估計到瞭九年級就不足百人瞭。果然,第二學期伊始,就隻剩下瞭130人。

面對學生主動輟學的情況,學校絞盡瞭腦汁。2017年2月23日,按照縣教育局要求(一至六年級“零輟學”,七至九年級輟學率低於2%),學校老師們分成兩個小組,挨傢挨戶勸學生返校繼續接受教育。

我與兩名老師負責包傢河村。這個村子輟學學生共有四個,他們都曾經離傢出走或放棄念書,老師們想瞭很多辦法相勸,但新學期他們又走瞭。

本應讀八年級的王有勝已經不是第一次逃到銀川打工,我們曾到訪他傢,好說歹說勸瞭回來,但他基礎太差,隻停留在小學二、三年級水平,實在無心讀書,傢裡對他的教育也沒什麼看法。多次勸說無果,老師們隻能作罷。

王三十、王強兩人本應讀九年級,他們傢裡除瞭種地、養牛、放羊之外,就是做一點販賣羊皮的生意。今年的羊皮價格十分低,一張成年羊皮隻掙幾塊錢的差價,兩個孩子倒是懂事些,認為自己既然不是那塊“讀書料”,便主動外出到銀川打工。老師和傢長撥通瞭兩個孩子的電話,輪番勸說,最後他們決定從銀川回來繼續讀書。但是沒過多久又放棄瞭。

王海林原本是從新疆轉學回來讀九年級,成績中遊,考上普通高中的希望很大。但傢長認為讀高中要自費,傢裡沒有閑錢,索性現在就不讀瞭。他是回族學生,現在在外“念經”,準備將來做阿訇。老師們百般溝通,他父親仍然隻是擺擺手,不停地重復“我不識字”和“傢裡沒錢”,可是雖然嘴上說沒錢讓孩子讀書,傢裡卻花十多萬蓋瞭嶄新的房子。

這一年,我切實感受到國傢對於偏遠貧困地區的支持力度。如今的孩子上學不僅無需花錢,一日三餐也都由國傢提供,雖然豐富程度不及城鎮,但是雞蛋、牛肉都有,主食和飯菜也管飽,營養餐費的標準是每位學生每頓5元。

那麼,他們為什麼還會輟學?

經濟原因仍是首位。我們走訪瞭約150戶學生傢庭,各傢收入主要靠種地和養殖,但西海固地區自然條件惡劣,常年幹旱、低溫,水源奇缺,王民全鄉基本沒有水澆地,農民隻能靠天吃飯。2016年大旱,莊稼歉收,主要作物洋芋的產量不足往年五分之一,收購價格也隻有好年景時的一半。

九年級學生王而沙今年17歲。十歲那年父親生病去世,母親次年改嫁,留下他和弟弟,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他們一傢四口靠近30畝旱地和幾頭牛為生,平時老人們負責種地,王而沙放學回來也要幫忙,並且要割草喂牛。趕上好時候,忙碌整年全傢能有一萬元的收入,但去年賣洋芋的錢還不夠還欠下的化肥款。

好在他們兄弟倆每月各有500元的孤兒費,加上爺爺奶奶的養老金和各種農業補貼,也能勉強扛過。談到讀高中的王而沙便頭疼,高中的學雜書本費不再減免,且在縣城讀書的生活費陡升,雜七雜八加起來,每人每學期最少要花五六千元。前一年寒假,王而沙為瞭多掙點錢跑到鎮上工地幹活,但畢竟年齡還小,最後幹重活導致胸腔積水休學一年,隻能作罷。

像王而沙一樣的傢庭很多,且傢中大多都是三五個孩子,隻要有孩子要讀高中,傢中就需要節衣縮食,甚至借款度日。因此,不少傢長認為既然之後沒錢供孩子讀書,索性早早輟學另謀出路。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讀書無用論”。“知識改變命運”曾經是一代鄉村學子終身奮鬥的動力,然而近些年來“讀書無用”的觀點在社會上,尤其是在落後偏遠的地區引起瞭廣泛共鳴。我走訪的一戶學生傢,傢長直接問我“讀書將來能掙到錢嗎?”

讓傢長們困惑的是班上一位叫尹國寶的學生。他屬於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七年級時主動輟學去餐廳打工,沒多久就騎著非常酷炫的摩托車回來看同學,據說雖然辛苦但效益好時每月收入近四千元。這遠遠超過瞭絕大多數傢庭的月收入,甚至比學校老師的收入還要高。有不少學生想要效仿,那一陣子跑出去不少學生。

面對傢長的問題,徒講“讀書是為瞭更好的明天”而無法具體描繪出帶有希望的明天是怎樣的,實在很難讓鄉親們接受。

傢庭觀念與宗教文化,也影響著學生們的求學選擇。傢訪時我曾做瞭一個簡單的統計,隨機抽取的100多名學生傢長(普遍年齡在35-45歲間),文盲率在80%左右,他們甚至都不能通順地寫出自己的名字,簽字時更熟悉按手印。每次和傢長溝通總是非常困難,無論勸說什麼,得到的往往隻有兩句——“老師,孩子交給您瞭,不聽話就打”和“我不識字沒文化,什麼也不懂”。因此當孩子選擇不讀書時,傢長能堅定支持讀書的並不多。

此外,王民鄉是一個少數民族鄉鎮,我所負責的學生中,90%以上都是回族,特殊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積淀使得這裡的“重土”觀念較強。父母即使選擇打工,也是在較近的鄉鎮或是鄰村幫忙蓋房子,這就使得在“出去與否”的問題上普遍保守。前些年,王民鄉二岔馬村的六個村民小組自願整體搬遷,三個漢族小組都搬走瞭,三個回族村民小組基本都選擇留在本地,這樣的觀念對孩子也會產生較大影響。

平日裡和學生聊天,不少男生覺得不讀書去“念經”也很好,“以後回村當阿訇,逢事逢節都有收入”。宗教信仰在這裡是除血親之外最重要的紐帶,虔誠的信徒一天中會有很多時間在清真寺裡度過。這些年,學校教育影響越來越大。但早些時候每逢寒、暑假,男孩白天都需要在寺裡學習“念經”,這早就是他們所熟悉的生活的一部分。在教育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的傢庭觀念、保守的村落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確與之存在矛盾。

馬未民希望弟弟馬未文和馬未軍能繼續讀書,但兩個弟弟都想去念經做阿訇。

鄉村教育究竟缺乏什麼?

今年的九年級迎戰中考的動員大會,校長講到,“精準扶貧”的關鍵還是在於鄉村教師的工作。身處大山的貧困傢庭,無論你補貼再多都隻是“治標”,但如果傢庭中能走出一到兩個大學生,日子就真正告別瞭貧困。

這番講話贏得臺下不少老師的贊同,這些年,社會輿論普遍認同,要想真正幫助農村全面脫貧,鄉村教育的發展是必經之路。在這裡日子久瞭,我也時常問自己,鄉村教育究竟缺乏什麼?

師資是最容易想到的。與過去鄉村知識青年返鄉代課模式不同,今天的中國有龐大的受過正規師范教育的本、專科學歷鄉村教師群體,300多萬的鄉村教師影響著中國9000多萬鄉村兒童的未來。但“招不到人”“留不住人”仍是制約鄉村教育發展的關鍵問題。

按照《國傢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要求,學生與老師配比為1:13.5,我所在的學校應至少有36名教師,然而實際教職工隻有20人(其中在編教師7人,特崗教師10人,復旦大學研究生支教2人,西部計劃1人),教師缺口達45%。

有人也許會問,是不是因為鄉村教師待遇低?實際上恰恰相反:在編教師每月可收入近4000元,加上各種偏遠地區補貼和民族補貼,年收入在6-8萬元不等,比縣城教師收入普遍高1萬元左右。三年試用期轉正的特崗教師是鄉村教育的主力軍,他們的月收入2700元,轉正後還會一次性發放不少補貼,五險一金等各類社會保障與在編教師一樣。此外,鄉村教師在校期間的食宿都由學校提供。

單就收入而言,投身鄉村教育事業對剛邁出校門的師范生是一條頗具吸引力的道路。但人終究是需要面對傢庭生活,有贍養下一代的責任和追求體面和高質量生活處境的權利,因此,即使有較為可觀的收入,人才流失依然嚴重。

此外,現階段一些不太合理的現狀往往也會導致一些鄉村教師心有不甘。三年前一起來的女老師8人中,現在隻剩下一位,其他人大多托關系找人調到瞭更好的鄉鎮或者縣城任教。這帶來諸多問題:一是不公平的晉升或調動渠道使得教師缺乏工作積極性,對於很多教師來說,“無論幹多幹少,生活也就這樣瞭”;二是師資緊缺大大加重瞭現任教師的工作負擔,老師們大多帶兩到三門課程,甚至帶教自己不熟悉的課程,此外還有各種繁雜的學校事務;三是頻繁更換教師影響學生的教育,學生好不容易適應瞭一位老師,沒多久就要換人。

我們不能要求每一位鄉村教師都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隻把他們當做一名“奉獻者”。當務之急是如何健全獎勵機制,進一步提高特崗教師薪資待遇,給予更多職稱評定機會,正視偏遠地區教師傢庭困難。隻有在工作、生活和精神多方面關心鄉村教師,才能讓更多優秀教師留下來。

傢庭教育也不容忽視。我的學生傢長大多目不識丁,認為所謂教育即等於“孩子去上學”,對“孩子學到瞭什麼、孩子在學校都在做什麼、孩子回到傢應該做什麼、孩子這次考試怎麼樣”沒有任何概念。

班上有一個學生,很聰明,但讀瞭八年書什麼都不會寫,隻會寫名字。我曾兩次到他傢傢訪,傢中隻有兩個孩子,負擔較輕,有小車,傢用電器也很齊全,在當地算經濟條件偏上。但傢離中學不到二裡地,過去整整八年間,父母從未到學校瞭解孩子的情況,孩子放學後任由其在外玩耍或在傢看電視、玩手機,也不要求孩子幫忙幹活。

這樣“慣孩子”的傢長不在少數。還有更極端的情況,七年級的一名男生在教室、宿舍隨地大小便,用小刀刻畫新捐贈的桌椅板凳,欺負同班同學,老師打電話請傢長來學校,傢長到學校後不顧正常教學秩序,推門而入,否認自己孩子的問題,甚至和班主任大吵大鬧。這樣的傢庭教育,孩子自然無法認識到自己的問題。

本地老師告訴過我兩件事。一是九年級畢業班曾經召開傢長會,80多名學生隻來瞭五位傢長,講臺上站瞭校長和六位任課老師,場面十分尷尬。二是老師們曾無奈地開玩笑說:“辛辛苦苦周一到周五把學生的習慣養好,結果周末一來全都改回去瞭,白費功夫。”雖是戲謔之言,但是這裡普遍的傢庭教育缺失,對鄉村教育發展的負面影響可見一斑。

很多人問我,“這樣的情況你們又能如何?”無奈之餘,隻能說,主動且細致的傢訪工作必不可少。但我們也應該有信心,十年、二十年之後,當這一輩普遍受到教育的學生們為人父母,鄉村教育一定會有所改善。

王民中學是西部計劃最早設立的支教學校,至今已經19年,獲得的社會關註非常多,經常有社會愛心人士及機構來這裡捐資助學或是進行短期支教活動。但這些活動往往蜻蜓點水,草草結束。學生和傢長們對這一套“流程”十分熟悉,久而久之,甚至養成瞭依賴資助的習慣。

我們剛到王民鄉不久,就被一個學生傢長當面指責:“我傢也窮,我的孩子為什麼沒有資助?”如果“愛心”在貧困地區傳播,而對傢長、學生不加以引導,無法讓他們真正理解“貧困”“平等”“關愛”“奮鬥”的含義,如此的社會教育並不利於學生的健康成長。

盡管仍存在諸多問題,但近年來無論國傢還是社會,都十分關註鄉村教育。隻有大城市的現代化並不等於一個國傢真正的強大,社會的全面進步要看能否為底層人民提供更多的成長空間。幸運的是,我們看到瞭這種積極的變化在一點點、一滴滴地積累。

西吉縣平峰中學張貼的“光榮榜”,來自平峰中學並最終走進大學校門的學生名字被記錄在上面。

(澎湃新聞記者章文立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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